武止戈（1902年—1933年），陕西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人。1922年6月，在南开中学毕业。192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赴上海大学学习。6月上旬，与共产党员魏野畴、崔孟博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小组。7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被派往西伯利亚和黑海地区从事工人运动，后进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武止戈请求回国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并于1932年2月回到祖国，后被派往北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武止戈到天津和北平后，同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肖铭（即肖明）取得联系，与吴化之、张金印、许权中等共产党员被派往张家口，同冯玉祥将军一起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成立了由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领导的中共张家口特别委员会，他和吴化之、张金印等都参加了特委的领导工作。
为发动人民群众支持抗日同盟军的工作，推动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春，武止戈同吴化之等与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陈镜湖协商，由陈负责发起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尔后再由特委组织各界群众成立察哈尔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在此期间，张家口特委还创办了《抗日前线》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武止戈任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抗日同盟军成立后，通电全国，主张联合全国各党派各军队“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敌，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乘机大举进犯华北，平津地区局势日益紧张。大敌当前之时，武止戈被任命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6月下旬，奉命协助吉鸿昌率部由张北出发，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县。7月上旬，又兵分三路，乘胜追击多伦之敌。武止戈冒着敌人的炮火，到第一线协助吉鸿昌指挥作战。10日夜，他和吉鸿昌率敢死队匍匐前进，三次攻城，不克。次日拂晓，发起总攻，同盟军与敌血肉相搏，伤亡甚重。12日凌晨1时，他们趁黑夜敌机收敛之机发起全线猛攻，战士们袒臂冲锋，与事先打入城内的40名敢死队员里应外合，由城区的西、北、南三门攻入，日军仓皇溃逃。至此，失陷70多天的多伦城，宣告光复。战后，吉鸿昌、武止戈又奉命率部驻守沽源，防御日军反攻南犯。
冯玉祥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政治压迫之下，于8月上旬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蒋介石急令宋哲元主持察政，收编抗日同盟军。武止戈和宣侠父等共产党员坚决反对宋哲元收编抗日军队，坚持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在前委的领导下，在张北重建抗日同盟军总部，推举方振武为代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第二师、第五师、第十八师等进行了充实整顿，党的力量和军事力量大大加强。
8月中旬，武止戈被任命为骑兵第五十六师参谋长。到任后，对五十六师进行整顿。8月底，又被迫离开该师，回到吉鸿昌部任参谋主任，继续协助吉鸿昌指挥作战。9月初，前委和吉鸿昌等在商都附近的四台坊开会，讨论抗日同盟军的进军方向问题，武止戈等建议到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但该建议被前委否决。9月下旬，武止戈协助吉鸿昌与方振武部会合。10月初，发动了大小汤山战斗。
汤山之战，抗日同盟军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伤亡较大。武止戈等主张尽快离开汤山，以免敌人对同盟军更大的包围。但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大量增兵设防，堵截了同盟军东进的道路，抗日同盟军腹部受敌，形势危急，东进不成，无奈被迫西撤。10月13日中午，日军飞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抗日同盟军驻地进行狂轰滥炸，武止戈临危不惧，沉着指挥抗日同盟军转移隐蔽，不幸被日机炸弹击中，壮烈殉国。
（本文整编节选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陕西抗战人物纪事》一书）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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