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祺：保住了化学学科的自主性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化学学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学科的自主性、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问题曾产生过两次激烈争论，而这两次都是得益于唐有祺的据理力争，才保住了其自主性。

唐有祺，我国晶体化学和结构化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天（7月11日）是他102岁诞辰，他的百年人生，正是他亲笔写就的一部中国化学从较为单一领域的研究到多领域研究与创造蓬勃兴盛的史书。

为获新知，战乱中颠沛求学

1920年7月11日，唐有祺出生于江南水乡新场镇（今属上海浦东）。他从小热爱学习，最喜爱文史和科学类书籍。

初中时唐有祺在数理化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他不太喜欢背书，对那些需要理解后掌握的知识，学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

1934年，唐有祺考入上海中学。当时的上海中学引入了国外的办学理念，数理化方面几乎都是采用英美课本。在学到电磁效应和化学反应以及电子、原子和分子的结构和关系时，激发了唐有祺的强烈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他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不能一目了然的微观世界异常着迷。

1935年，唐有祺在上海中学高一读书时期的留念

1937年，唐有祺考入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战乱中他跟随学校五次迁移，在艰难的环境中完成了大学学业。唐有祺认为自己实践方面的能力，以及语言等综合知识的收获均得益于在同济大学时期的学习，同济大学注重学术独立探索的氛围，重视实践的教学理念让他受益终生。

1942年唐有祺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唐有祺急于用所学知识参与国家相关领域的建设，因此并没有选择留校工作。

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唐有祺先后前往昆明的一家兵工厂和重庆的一家钢铁厂工作，期间甚至为了完成制备电解铁片的实验，他放弃了刚刚考入的中央大学的研究生学业。在尝试了各种职业以后，唐有祺认清了现实目标，他下定决心未来要一心做学问，并决定出国深造。

1946年，获得化工专业唯一一个留学资格的唐有祺，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杰出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在鲍林的指导下，唐有祺学习了结晶化学和结构化学等领域的前沿知识，掌握了测定晶体结构等仅有少数实验室掌握的研究方法，并通过自己搭建的仪器解决了两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前沿问题。

1947年唐有祺在加州理工学院

唐有祺还在鲍林的建议下开始涉足蛋白质晶体学研究，成为国际上最早涉及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他在留学期间共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其中关于晶体结构测定的研究获得了鲍林和同行的大加赞赏，该项工作也成为他回国后有关教学工作的起点。

辗转回国，奠定化学学科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急需各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此时唐有祺在美国进行的血红蛋白研究进展顺利，正处在关键阶段，但在国家的感召下，他仍毅然决定中断研究，提前回国。

回国的道路一波三折，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移民局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很多人都被困住了。热爱和平的导师鲍林得知情况后，主动向唐有祺伸出援手。当时恰逢国际晶体学会第二届大会将要在瑞典举行，唐有祺在导师的帮助下，借助参会的机会，绕道瑞典辗转回到了祖国。

1951年归国途经德国汉堡

1951年9月，唐有祺来到清华大学任教，在国内首次开设了“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这门课，这也是晶体化学、结构化学在中国启蒙的第一步。

之后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成为唐有祺科研生涯的重大转折。1952年，唐有祺转入北京大学，并立即着手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他开设了“结晶化学”课程，招收结晶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还编写了《结晶化学》讲义，这是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批高等学校新教材之一。

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结晶化学》

通过不断的努力，唐有祺推动了晶体学在中国大地上生根与开花，为中国物理化学的发展和结构化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次年，在人工合成胰岛素鉴定委员会会议上，唐有祺建议，可以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测定胰岛素晶体的空间结构，并以此为之后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提供基础。

1966年参加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鉴定会的人员名单

在之后的会议上，唐有祺被委任为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项目的学术带头人。

然而，随后的政治运动使得唐有祺被迫退居幕后，不能直接参与结构测定工作。但他还是在大方向上给予了指引，具体操作则由他的学生们来完成。1971年，胰岛素晶体研究协作组终于全面完成了猪胰岛素的晶体结构测定工作，再一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科学研究中断的期间里，唐有祺没有放弃对化学学科的钻研。他以惊人的毅力撰写了《对称性原理》《统计力学及其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等几部著作，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一批经典参考书目。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对称性原理》（一）（二）

1977年，化学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位置问题在科学界引发了一番争论。一些科学家认为化学应从属于物理，建议将其排除在基础学科之外，这使得化学界笼罩在一片不安的氛围下。在大部分人不敢公开发言的情况下，唐有祺激烈反驳这一说法，为全国化学界仗义执言。他的发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明确化学的学科地位起到了重要意义。

二十年后，“化学消亡论”再次甚嚣尘上，当时草拟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纲要》中，化学作为物理学科的一部分被列入其中。唐有祺又一次站了出来，他联合唐敖庆教授给时任总理李鹏写信，阐述化学学科的重要作用，最终恢复了化学作为基础学科的独立地位。

开拓创新，不断开辟新的学科

伴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扩展，唐有祺敏锐地觉察到“生命过程中化学问题的研究是化学学科未来发展中的前沿领域之一”，并就此提出化学生物学的概念。

1989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生命化学研讨会”上，唐有祺首次在公开场合谈论他的想法。他提出了化学研究者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现象的理念，并对化学工作者如何参与这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看法。他真切地盼望能由此带动中国的化学与生物学和国际学术前沿接轨。

唐有祺还开辟了“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这个面向国际前沿的学术方向。

早在1978年，唐有祺就大胆提出可以把分子工程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此后，为推进分子工程学研究，他先后完成《分子工程学刍议》《国家“八五”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建议书》，确立了建设分子工程学学科的目标和做法。1992年，“功能体系的分子工程学研究”被正式确立为国家首批基础研究攀登项目，唐有祺担任项目顾问。

如今，这门学科仍然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并且成为世界化学、材料、生物等学科的交叉前沿。

据理力争，打赢主办权争夺战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唐有祺逐渐认识到国际交流合作对中国科研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开始积极推动中国化学和晶体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1978年，唐有祺率领科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华沙举办的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第11届大会，并成功加入了国际晶体学会，这是当时中国加入的少数几个国际科学协会之一。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中展出的论文和模型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广泛兴趣，并获得多国学者的赞誉，之后还收到了很多合作研究的邀请。

 

1978年唐有祺（左3）参加第11届IUCr大会

此后，唐有祺在频繁参加国际交流的同时，也一直酝酿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在中国举办国际晶体学大会。1987年，在时任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副会长的带领下，中国代表团脱颖而出，赢得了第16届晶体学大会的主办权。

1986年7月唐有祺在英国曼彻斯特出席国际晶体学大会执委会会议（右二为唐有祺）

因时局问题，国际晶体学执行委员会在1989年的会议中，建议取消中国主办权，改为由美国主办，唐有祺当时因签证问题并不在场。同年12月，国际晶体学联合会总部在英国伦敦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商议主办权一事，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当时的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唐有祺认为这次大会事关我们国家的荣辱问题，也涉及捍卫国际科联所制订的国际会议准则问题，必须理直气壮地去参加。

唐有祺一行人抵达英国后，先是争取了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家的支持。之后，在会上，唐有祺有理有节、义正言辞地阐述了中国的形势和改革开放政策，正面说明我们的观点，尽可能不纠缠个别具体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以22∶15的结果夺回了主办权，但这还不能最后定夺，最终结果还要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通过。

为了做好最后的争取工作，唐有祺组织了一个9人代表团，明确每人分工，做好充足准备。他预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唐有祺积极争取执委会成员、关键性人物和与中国友好的外国学者，终于，以55票赞成、10票反对、3票弃权顺利夺回了第16届晶体学大会的主办权。

唐有祺先生的一生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一生。这位永葆赤子之心的老科学家，一如他当年义无反顾回国时那样，把全部的学识和热情，都无怨无悔地投入到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他始终保持对化学学科研究和教学的热情，填补了国内结构化学的空白，开拓了化学生物学与分子工程学的科研方向，在众多学术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不仅在中国科学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续的科学研究者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